(转帖)“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3)

        “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3


作者:张慧瑜



              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
    钱理群把1998—2002年作为自己生命和学术突围的时期,在决定走出书斋做精神界战士真的知识阶级的同时,也给自己确定了行为原则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在一封给中学小朋友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所提倡与身体力行的理想主义,是我经常说的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我的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鲁迅,因此,我所坚守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带有怀疑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是有很强的自我质疑精神的理想主义,是同时坚持又质疑理想主义,坚持又质疑怀疑质疑,形成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某种张力。这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就是一方面保持对大问题的思考(仰望天空),另一方面也身体力行或力所能及地从事社会实践(脚踏大地)。钱理群经常鼓励年轻人目光永远向前——要听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种脚踏大地,仰望天空的实践者。
   
退休后的钱理群除了投入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参与中学教学和总结教育思想上。与他从北京回归贵州的向下之旅相似,钱理群的教育之旅,也是从北京大学回归中学、小学、乡村小学等边缘地带。90年代中期,钱理群对北大精神的丧失和中国大学精神的堕落是非常痛心的,直到2002年退休之时,依然告诫北大学子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从90年代末,他就参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针对应试教育所造成的中学生的畸形发展,再次发出鲁迅式的呐喊救救孩子。之所以如此关注教育问题,除了教育关乎中国的未来、关乎青年人能否成长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之外,教育显然与启蒙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核心部门,与医院、监狱、法院等现代机构一样,是构筑现代社会/体制/制度的基本原型。当下的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恢复高考的背景之下逐渐完善的,这种选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与改革开放以来以现代化/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是彼此呼应的。因此,教育改革是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通过教育可以窥探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如果说90年代钱理群还只是参与语文教育理念的讨论和课外语文教材的修订,那么2002年以后他则赤膊上阵深入中学教育的第一线,尝试让自己的教育理想迎接实践的考验。
    2004
年三四月间,钱理群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与语文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给高中生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2005年又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继续同样的实验。在钱理群看来,真正影响我们一生的发展,或者为一生发展垫底、打基础的,无疑是中学阶段,因此,中学阶段的人文教育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发展。之所以选择鲁迅,是因为钱理群认为鲁迅是国民教育的基本教材。退休之后,他也用了极大精力,编写了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鲁迅读本》(如《小学鲁迅读本》、《中学鲁迅读本》、《鲁迅作品十五讲》等)。这种把鲁迅精神与不同的人生阶段结合的尝试,改变了人们从中学语文教材中学到的相对滞后的鲁迅形象。为了实施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教育理想,他为中学生的选修课做了精心的准备。尽管从孩子们的反馈中看到可喜的成果,但毕竟凭一己之力很难与以高考为中心的中学教育做对抗,中国的中学校园已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力图有自己思想的教师已无立足之地,于是,我知难而退,宣布最终结束自己的教学生涯。尽管也还是给自己描绘一个浪漫的尾巴,说我为自己的教学生涯结束在中学,感到骄傲;但心里却明白:我是在临阵逃脱。”“败下阵来的钱理群并没有偃旗息鼓,因为在他实验之初就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他用屡战屡挫,屡挫屡战来形容退休五年生活。于是,钱理群从中学回到小学、从重点中学回到农村中学,把关注的重心放在民间教育和西部乡村教育上,在这些应试教育相对薄弱的地方寻找可能性。
   
近几年来,钱理群对中学教育的思考开始由学生转移到教师身上,确立教师在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中的主体地位。他一方面参与编写了适合老师阅读的《现代教师读本》(《教育卷》、《人文卷》、《科学卷》、《艺术卷》、《生活卷》),另一方面则从一线教师的教学思考中提炼、总结鲜活的教育思想。果然,钱理群从中找到了许多知音。在《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年)和《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2010年)两本书中收录了他给这些中学教师、农村教师所写的序言或感想。从中可以看到不跪着教书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中学教师精神;可以看到这些理想主义者直面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狼性规则与应试教育的选拔机制相结合所带来的恶果;看到中学教师对世界公民意识、全球公民的思考……虽然钱理群自知无法给这些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的中学教师以具体的帮助,但是他不惜笔墨来鼓励、声援这些民间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改变中学教育的希望。
   
在这个过程之中,钱理群还以演讲的方式积极扶持大学生志愿者的下乡活动,从历史和现实的多个层面阐述当下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什么需要到农村去以及怎么去、做什么的问题。在钱理群看来,这种志愿者活动既是新世纪以来民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来缩小城乡差距、进行乡村建设的有益尝试。另外,退休后的钱理群除了写书、做讲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出版策划人,他先后与友人一起主编了《新语文读本》(2000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地域文化读本》(2010年)、《诗歌读本》(2010年)、《名家文学读本》(2011年)等适合不同年龄段阅读的文化读本。这些基础性的文化普及工作,老钱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从中可以看出一位文化启蒙者的良苦用心。
   
人们或许很容易从钱理群身上看到鲁迅的影子,看到在每一次人生/历史/学术转折的关键时刻,鲁迅所充当的中介/榜样的角色,以至于推广、普及鲁迅的思想贯穿于钱理群从大学到中学的教学实践中。借用一句时髦的学术表述,钱理群是以鲁迅为方法来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挑战。不过,与鲁迅作为显在/在场的父亲相比,另一位精神之父毛泽东则往往处在隐秘/缺席的状态。按照钱理群的自述,早在1985年就有心清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但是毛泽东研究却被一次次打断,而更为有趣的是,两次集中研究毛泽东的时期,恰好都是他在大陆之外的访学时期。第一次是1994年在韩国任教一年开始把毛泽东作为研究课题,并制定了写作计划,但1995年回国后即被中断,第二次则是2009年在台湾讲学期间给研究生开设《我和毛泽东、共和国六十年》选修课,最终在讲稿的基础上完成了毛泽东研究,这也被老钱看作是退休之后的一项重要收获。似乎90年代中期、尤其是退休之后,毛泽东成为钱理群格外在意的研究对象,从他的选择中也能更多感受到毛时代的影子。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地自我反思和批判,使得钱理群把自己的生命与共和国的历史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钱理群曾经用给自己的七个命名来总结80年代以来的生命历程:80年代是历史的中间物90年代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世纪之交是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真的知识阶级幸存者思想者与实践者;退休之后则是漂泊者和坚守者。其实,这样七个命名与其说对应于不同的生命/学术阶段,不如说他们都代表着钱理群的某个精神侧面。这种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注、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度思考以及对于自身的无情拷问,都使其成为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最后,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句经典的话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个重要的意向,就是在一条没有方向和目标的上有一个永远走下去的过客,钱理群或许就是这样一个永不停歇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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