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2)

   “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2


作者:张慧瑜


           永远压在心中的坟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新世纪十年又是中国、世界变化最为迅速的一段时间,如果说冷战之后的90年代全世界多多少少笼罩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氛围里,那么新世纪以来从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开始到2007年在华尔街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世界政治社会的版图处在迅速变动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呈现一种更加矛盾、对立的状态,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80年代以来、甚至近代以来最好的经济实力,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安营扎寨、中国资本开始逐鹿全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处在急速分化之中,包括都市白领在内的底层、弱势群体被迅速抛出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淤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积怨。中国思想界不但没能弥合90年代中后期的裂隙,反而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走向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分裂状态。在这些背景下,2002年退休之后的钱理群,逐渐淡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参加专业内部的学术活动),这种谈出从90年代中后期选择突围之时就已经开始。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课堂上,钱理群提到了退休后的计划,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与1978年从贵州到北京的北上之旅相反,2003老钱开始了从北京回到贵州、回到南京的南下之旅;与1960年从文化中心北京发放到文化沙漠贵州不同,这次回归之旅更是追寻生存之根、建构精神家园的旅程。
   
生活了十八载的贵州偏远小城是钱理群最牵挂的地方,退休后的第一次远行就是回到贵州。贵州——曾经的落难之地——在钱理群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小就在大城市长大的钱理群从来没有到过边远的底层,那段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的人生岁月正是经历大饥荒、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时期。虽然年轻的钱理群没有处在历史风暴眼的中心地带,但那个时代的精神印迹依然清晰地留在他的身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在反帝、反修的中间地带,面对苏联和美国的双重封锁,钱理群既接受了鲁迅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硬骨头精神,也接受了毛泽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理论。尽管处在个人生活的逆境,他却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不仅成为当地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在生活中发现了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回忆起这段日子,钱理群说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我活得诗意而神圣
   
当然,在这段诗意而神圣的回忆下面,那段日子也给钱理群/知识分子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在《心灵的探寻》后记(1986年)中,钱理群提到了他们这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对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中,迷失了自我,逐渐变成了盲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正是这种对权力驯服的反思和恐惧,使得钱理群坚信独立、自由、批判、创造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格,也是五四/鲁迅留给当代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遗产。那段贵州岁月,对于钱理群来说,还是永远压在心上的坟1993年),那更是我心上的,连接着那个可怕而荒谬的年月,我那时正是夜郎国里的罪人’”,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女大学生的死让钱理群感觉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罪人这年轻人的尸体,这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我我与贵州这方土地的万般情缘都源于这死尸,这有形无形的坟;那生命的沉重感与恐惧感,正是贵州——我的真正故乡给他的儿子的最丰厚的赐予!
   
钱理群把贵州亲切地称呼为故乡第二故乡,这里的故乡有着两种不同的面孔,一种是充满梦魇和恐惧感的恶乡,一种就是诗意而神圣的精神原乡。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钱理群的最为重要的债务和遗产。有趣的是,在鲁迅笔下尤其是早期作品中,也有双重故乡的论述,一个是狂人眼中的吃人的故乡(也是祥林嫂的故乡,父亲的故乡),一个是充满了社戏欢乐的故乡(少年闰土的故乡,母亲的故乡)。这两种故乡出现在那篇著名的小说《故乡》里,故乡的两个面孔被具象化为活泼可爱的少年闰土和木讷如木偶般的老年闰土。鲁迅的位置也被80年代的钱理群所分享,这与80年代把五四作为理想镜像的想象是一致的,其效果在于毛泽东时代也等同于了前现代中国。这样两种故乡/中国的想象看似与西方浪漫主义以来对于大自然/前现代社会的双重想象相似,用诗意的家园的丧失来批判现代性/工业化所带来的对传统家园的破坏,但是鲁迅、钱理群却不同,因为无论是诗意而神圣的故乡,还是压在心中的坟,都指向同一个时代(恰如少年闰土和老年闰土也都生活在同一个铁屋子之中)。这也就造成鲁迅、钱理群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前现代/传统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矛盾而复杂的态度。
   
这种矛盾态度体现在钱理群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断地阐述贵州岁月/毛泽东时代中出现的民间思想村落。这种文革后期(林彪逝世之后)的出现的全民性的民间独立思考对七八十年代的历史转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或者说80年代的开启孕育于50-70年代)。对于自己(五六十年代大学生)参与的以红卫兵、红小兵为主体的读书小组,钱理群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根柢上说,这是一群非知识分子,或谓明天的知识分子,在肩负时代已经提出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为社会大变动熔铸理论武器的人物。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任,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对于这些淹没在历史记忆中的民间思想者的重新认识,与钱理群对体制外的、自下而上的、民间的思考者的重视有关。退休后的钱理群不仅继续“1957年学的研究——那是不容抹煞的思想”——对北京大学右派分子言论的重读(《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200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用很大地精力去阐述一线中小教师的教育思想,从他们身上寻找教育资源和理念(《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年出版)。从历史和现实的雾障中寻找被遗忘的思想资源,这正是幸存者的职责。
   
如果说文革后期的贵州生活,给返回北大的、成为专业研究者的钱理群以知识和思想上的储备,那么退休之后再次回归贵州,则给钱理群带来另外的精神启发。2003年,他和贵州的友人一起编写了第一本地方文化读本《贵州读本》(2003年),并带着这本书到贵阳、黔南、黔东南、遵义、安顺等地,给当地的大学生做讲座和交流。此后老钱每年都要回到贵州,与文革期间一起学习、读书的老战友会面,与新老朋友一起参与地方文化的研究。对于他来说,这一方面可以给这些地方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援助,另一方面更是不断地从中吸取新的精神资源。在编写《贵州读本》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我对这块梦牵魂绕的土地其实很陌生。这种自我反思,既呈现了80年代在西方/现代/启蒙的普世话语中对地方文化、区域文化的遮蔽,也呈现了身居文化中心的北大教授知识上的某种盲视。不仅仅如此,钱理群还发现,即使生活在贵州的年轻人也对贵州缺乏认识和文化上的认同,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中间,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对生养、培养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坚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了疏离感、陌生感。这种疏离感让钱理群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地方性文化视而不见呢?或者说在现代化/全球化的知识体制中为什么会压抑这些在地的知识呢?
   
这显然不仅与中学、大学教育有关,而且与支撑这些教育理念的现代知识体制有关。在这种普适性的现代知识体制下,不仅仅贵州等地方知识,连乡土文化也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学校教育变成了单一的普同性知识教育,即使有一点所谓乡土教育也只是爱国、爱家乡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一个部分,而不能成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因此,钱理群提出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以免成为悬空的无根的现代人。如果说漂泊是现代人的宿命,那么这种回归本土就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努力。2010年,钱理群与特级教师王栋生一起主编了包括《北京读本》、《上海读本》在内的地域文化读本,鼓励人们去认识、理解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土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毕竟不是所有人或者说只有少数人才能生活繁华大都市(即使身在大都市也只有少数人能享受汽车洋房的优质”/高消费的生活),承认地方知识、乡村文化的正面价值实际上是为生活在乡土、小城市的人们找到一种文化的归属感,这本身是对以城市或大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欲望的反思。其实,认识脚下的土地已经涉及什么才是幸福生活这样一种根本性的伦理议题,“‘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或者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追求、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样的价值理想和理念?这其实是我们讨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内在的根本问题。因此,近几年,钱理群对乡村文化、乡村教育格外关注,认为乡村教育的基本功能应该是服务于本乡本土,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
   
可以说,通过回归贵州,给钱理群提供了反思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知识的不同视角。恰如钱理群退休后出版的三本退思录,《追寻生存之根》(2005年)、《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2008年)和《活着的理由》(2010年),从认识脚下的土地脚踏大地再到活着,都是最基本的与人的生命、生存有关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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