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1)

幸存者的言说与行动——钱理群退休九年记(1


作者:张慧瑜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钱理群自称为幸存者,一位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和历史劫难而有幸活着的人。这与其说是一份自谦,不如说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对过往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中的罹难者的责任。正如那座永远压在心上的坟,连受害者也觉得是时代的罪人。一位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鸣冤叫屈的女同学投湖自杀了,我突然感到了恐怖!分明看见:一具在水里泡白泡大的尸体在湖里浮起,向我飘来,终于高悬于我的心上,一点一点地压下来,压下来。这具年轻人的尸体让青年教师钱理群固执地认定,那孩子的死与我有关,我有罪。带着这份有罪的证词,离开贵州、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理群始终关注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关注青年人的命运。作为幸存者,钱理群认为自己有两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是书写那些被历史毁灭、遗忘、遮蔽的生命、记忆和伤痕;第二是阐释那些在当下的权力结构中处在弱势地位的民间思考者的思想,让这些在历史和当下叙述中失踪的、沉默的、无声的主体发出声音来。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鼓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这是幸存者的言说职责,也是幸存者的伦理行动。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正常退休


 


2002627,钱理群在北京大学上完名为《我的回顾与反思》的最后一堂课,自此离开了他执教二十一年的北大讲台。当天在未名BBS”上,学生发了六百多条帖子,最让钱理群动心的是这样一句留言一位最像老师的朋友,一位最像朋友的老师。此时距离钱理群第一次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那年(1956年)只有十七岁的钱理群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四年后,他被分配(也许是发配驱赶)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此刻距离钱理群再次与北大结缘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那年(1978年)已然三十九岁的钱理群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第一的成绩回归燕园,这次他没有离开,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1999年被北大学生选作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教师之首。钱理群在北大执教的时间只比他在贵州安顺当中专教师多三年,经历过历史和人生的风风雨雨,老师成为他最在意的称呼,青年学生成为他最在意的人。
     
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贵州,再从贵州回到北京,这成为六十三岁退休的钱理群最为重要的空间轨迹。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出生于“30、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钱理群与新中国的命运同步。作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既不像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污点,也不像出生在红旗下的祖国的花朵那样天生就是新社会的主人。在从北京(文化/革命中心)到贵州(边缘/底层)教书的日子里,钱理群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意志并没有消沉,而是把从事语文教学的工作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密切结合起来,甚至逆境中更加废寝忘食地读书、学习和思考。这种知识分子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成为钱理群的生命基调,也是50-70年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主体状态。
    1978
年,钱理群带着近百万字的鲁迅研究札记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先生读研究生,鲁迅成为他理解毛泽东时代、理解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的中介。1985年钱理群开始在北京大学第一次独立开课,连续为1981198219831984级学生开设《我之鲁迅观》的选修课,后来讲稿整理为《心灵的探寻》(1988年)。这既是钱理群学术工作的起点,也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钱理群与鲁迅的相遇,发生在60年代初期。1962年第一个早晨,钱理群空着肚子,在贵州小城一间又冷又小的屋子里写下了他的第一篇鲁迅研究札记《鲁迅与毛泽东》,开始了对他青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两位精神之父——鲁迅和毛泽东——的第一次思索。此后的几十年,钱理群不断地与自己的精神之父展开对话,不断地清理自己身上的鲁迅与毛泽东的精神遗产(或债务)。80年代的钱理群借助鲁迅或者说通过重新阐释鲁迅的复杂的心灵来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阴影,使得鲁迅从50-70年代的革命者、导师的形象转变为一个有着丰富的痛苦的启蒙者、理想主义者的形象。
     80
年代中后期,钱理群又对周作人、曹禺进行了研究,最终提炼出两种知识分子的精神类型:堂吉诃德气哈姆雷特气堂吉诃德气是一种纯洁、善良、真诚、热情的执迷于乌托邦色彩的主体气质(毛泽东式的、永远作战的主体),而哈姆雷特气则是充满怀疑的、反思精神的主体气质(鲁迅式的充满自我怀疑、批判意识的主体)。这样两种气质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特定时代氛围中彼此纠缠着钱理群,使他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进行反思,启蒙主义的知识者企望靠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也正是这个时候(1994年),钱理群开始对另一个精神之父毛泽东进行知识上的清理(毛泽东在钱理群学术/人生中的沉潜与浮现本身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专制主义又互为表里,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社会与历史的基本特征。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浪漫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双重气质,使得他们身处这样的历史情景,常常不能保持独立的清醒的批判态度,往往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既是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
    
对于钱理群来说,学术探讨与自我生命是无法分开的,学术的探讨,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是对自我的发现;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解剖,更是对自我的质疑和反省;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的升华。而这种学术思考与自我生命的双重奏又与时代精神、现实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钱理群自诩为时代书记员,不仅要留下个人的生命印记,而且也写下自己对时代、民族、国家的观察和记录。这份见证既是个人的,又是知识分子独立的、有批判性的思考。正是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急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而出现的阶级分化,以及严重的社会矛盾,使得钱理群再次陷入深刻的困惑、矛盾和自责之中。我不无尴尬和愧疚地发现,自己和中国的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导致两极分化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改革路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十数年来,我们事实上是处在自恋与自怜状态,已经脱离了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的社会职责,甚至日见失去了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欲求和能力。在这种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中,曾经努力摆脱的革命意识形态(诸如消灭一切人压迫、奴役、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注,自觉的社会责任和承担意识,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强烈的社会实践欲求),又得到激活与释放。钱理群在1997年做出了80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突围决定。
    
如果说90年代中期的新左派自由主义之争标识着80年代知识分子所形成启蒙共识的破裂,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钱理群再次通过鲁迅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说立场和位置。这就是真的知识阶级首先是坚持反抗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态的奴役、压迫现象,因而永远不满足现状,作永远的批判者,并永远处在边缘位置。其二是永远站在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民众、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做他们真诚的朋友。与90年代学者们纷纷从广场退回书斋不同,钱理群决定走出宁静的教师和学者生活,去做鲁迅笔下的精神界战士,只因为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这种对于知识、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警惕,恐怕既有鲁迅对伪士、正人君子的批判,又有毛泽东对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决定出走的钱理群再次复活了身体里的那份堂吉诃德气,与此同时时刻保持着对一切权力规训和压迫机制的批判的哈姆雷特气
    
钱理群介入现实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借北大百年校庆之际,重新阐释、命名北京大学的批判、独立精神,蔡元培开创的北大传统,决定了北大应以培养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思想家型的人才为主,它应着眼于民族的、人类的长远利益,培养为未来国家、人类的发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维的思想家、人文学者,它所培养的各类专家,也不是操作型、技术型,而应该是思想者,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思路,新的研究领域、方向,新的技术、方法的开拓者,这与官方的校庆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和错位(钱理群说自己在北大扮演乌鸦的角色)。钱理群找到的第二战场就是参与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亲自主编《新语文读本》,但是这次介入却给他带来了持续一年多的大批判。面对各方面的质疑,钱理群以高强度的工作——夜以继日地审读《新语文读本》——来对抗外在的高压,这是我文革时养成的习惯:每次批斗会后,我都是读书或抄书到深夜的。也正是这一年(2000年),他在《读书》上发表的《想起了七十六年的纪念——<北京大学日刊>有感》获得了长江读书文章奖。年末,经历苦苦挣扎的老钱再一次病倒了(上一次遭遇病魔袭击也是他经历精神阵痛的1991年)。
    
可以说,正是90年代中后期的这次思想突围,使得退休后的钱理群有一种解脱和解放的感觉,没有了体制的羁绊,老钱用更多的时间去书写幸存者的言说,用更大的精力去参与民间、乡村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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